晚清医家陈莲舫淋证擅用清养并用攻邪不忘扶正治法的经验总结

　　晚清医家陈莲舫淋证擅用清养并用攻邪不忘扶正治法的经验总结。《诸病源候论·诸淋候》言：“诸淋者，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。”由是可知，淋证多属虚实夹杂，故而立法当以补虚泻实为主。而淋证之标为膀胱，其本在肾。陈莲舫所治21例淋浊医案中，以清法为主者共计8例。由陈莲舫清法类医案可知，其应用清法者，多为湿热结于下焦膀胱溺道且热重于湿，刻诊以标实证为主。

　　通过其辨证分型和立法之意可知，清法类医案可再细分为两类：

　　其一，辨证属湿热蕴结且热重于湿而正不虚者，立法以清解或清降为主，因部分案例患者年龄较大或患病周期较长，则处方施药时稍佐以扶正之品。其为邪盛者，为七情内伤，扰乱脏腑阴阳运转之机，水液气化失常，停滞于下焦诸脏腑。水停气郁，郁久化热，湿热合邪，淋证生焉。此邪为实，立法当以清法为主，实邪去则机复常。亦有外感湿热而结于下焦，或所感寒邪遇阳盛之体化而为湿热之邪。此类仅以感邪为主，治以清解，邪去则正安。

　　其二，辨证为正不足且邪气方盛者，立法以清养或清泄摄补为主。此类患者为虚实夹杂，既有正气不足于内，又有湿热之邪夹杂其中。立法处方，当于清解之中佐以扶正之品，即所谓攻邪不忘扶正是也。诚如《素问·刺法论》所言：“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”。陈莲舫深得岐黄之意，每于淋证立法处方中，总是稍佐扶正之品，以冀正气充足，则邪气可除矣。

　　观陈莲舫清法类医案所列诸药，是有两端矣：

　　一者，清热利湿解毒，凉血清心通淋，功在坎离。常用清解药有萹蓄、萆薢和薏苡仁等，此类药清热利湿，可除下焦湿热之邪。其他如石苇、黄柏、金银花和栀子等亦有施用，此类药清解之效更著，对于下焦湿热蕴结而热重于湿者尤效。常用之凉血清心通淋药有小蓟、灯芯草和甘草梢等，此类药重在通淋清热以通为主。其他如牡丹皮、侧柏叶和竹叶心等，此类药则既有清心之效，又具止血之能。

　　再者，滋补肝肾之阴，益气固涩止遗，利在乙癸。常用滋补肝肾药有生地黄、白芍和沙苑子等，此类药既有补肾之效，又可达到凉血止血的作用。其他如菟丝子、龟甲、獭肝和黑大豆等，此类药则以补益肾阴为主。常用益气固涩止遗药有西洋参、莲须和桑螵蛸等，此类药可补肾中元气，又可止遗固涩以防肾中精微之物流失。其他如人参须、凤凰衣和海参等，此类药则以止遗固涩为主。陈莲舫所用之药虽平常无奇，但所获之效确可称奇。其所以然者，当是辨证精当，立法精专使然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淋证虽多责于下焦肾与膀胱，但临证时不可固执己见，固守先入为主之偏执而不详加辨证，陈莲舫所陈诸脉案殊可借鉴。由病患所感之“微痒”，其断为仍是热毒留恋未净。经言“诸痛痒疮，皆属于心”，心火下移由肠至脬，经脬及管。火热烁灼，耗气伤阴，损及溺管，而致“水液浑浊”终成淋证。故陈莲舫于此立法总以清解为主，在清解下焦湿热之余，佐以清心除热之药。坎离同调，湿热并去，机复其能，淋证可除矣。其案载“初则为浊，继则为淋”[1]110，陈莲舫已发现淋浊二病间有相互转化之嫌。且其于案中言“无感不发，久则为淋”，此言所述当为患者素有疾患，因频患外感而致内外合邪诱发淋证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陈莲舫于淋证之诊治已达纯青之炉火。由其医案描述推断，此案病患似为现代医学所谓之慢性肾炎，久治未愈而遇感即发，终致淋证成矣。此案亦提醒后人，对所患慢性疾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，否则再次复发且诱发其他疾患，则悔之晚矣。对于气余化火伤阴导致的“阴脱于下，阳冒于上”之证，陈莲舫则在滋补肾中真阴的基础上，佐以镇潜之品，如龙骨、牡蛎或龟甲等。如此，则本可充足而无阴不敛阳之虞，标可镇潜而无虚浮上越之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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